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国中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国中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生学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国中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国中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內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満了生学，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国美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満了惊奇、愉快、満⾜，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国中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同胞，三分之一是⽩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
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湾台留生学，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丑陋的国中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本记者，
着我问：“以一个国中人的⾝分，站在我们⽇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本人看不起国中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愧羞？”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国中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国中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国中人吗？你难道从不聇笑国中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
本就看不起国中人，但因为你们是⽇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国中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国中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国中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立独思考能力的一代国中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陆大。在港香一下机飞，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国中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
成功，京北
华新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府政应该把制造航天机飞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国中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国中人》可以在陆大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洒刑场
多少捶
扼腕事端赖几人不寻常 M.ｎｋOｕｘS.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