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三章政争
第一九三章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宮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宮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复一⽇。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舂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舂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舂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
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滥泛。
谶纬说⽩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噤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
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噤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
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內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內部发生
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內阁总理、大元帅曾炩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
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曾炩、太史慈、吕布、关羽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和理解**是两回事,理解了**,掌握了**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
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场战上征战,除了太史慈、关羽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陈群、张昭、张纮、国渊、枣祗、赵商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北疆系和非北疆系
烈
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
化矛盾。虽然北疆武人也是北疆系,但是大家所处的位置毕竟不同。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学识有限,想揷嘴都无从揷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
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痴一样任人布摆。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郑玄。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新经”曾在无极大学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后来,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来到北疆,北疆武人又开始接触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
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场战上的博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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