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十来天的雨一旦止歇，武汉是立马大得太阳先生之亲泽了，空气温度的那个上升之快，真是让人傻了眼的。蝴蝶姐在她的文章里大赞美武汉的亲和力和包容
，我以为实在未必。单单这温度，就已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在这里住了三年而还没有培养起丝毫的感情，我以为这倒是主要的原因。天下的大姑娘要找如意郎君，最好还是把武汉给剔除在外。这对武汉的男青年们实在不是件好事。而这正是太阳先生对武汉太过热情犯下的大罪过。吃过饭休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这样的大热情下要入睡是大困难的，所以特意弄了两个电风扇来制造
动空气；这结果是国家电力资源倒确是浪费了不少，却也无济于事，吹出来的风都成了热的。我真怀疑这楼顶是不是形同虚设，太阳的光彩正骄傲地穿透这宿舍呢。人们总说太阳“泽被苍生”看来实在大有其道理在。我想，人家太阳先生勇敢地燃烧了自己来泽被我们苍生，我们不知道领情，反而总来抱怨，是不是太过不敬？于是乎不敢再抱怨，可实在是热得厉害，于是乎起
。在这样的温度下，做什么事情都成了不可能。好在学校如火如荼的试考虽说拖拖拉拉地弄了一个多月，但总算已经结束了。昨天和菲菲小姐发了信息，说自己是考得一塌糊涂，得到的自然是嘲笑：“谁让你不抄的？”她的理论是，在答题有些困难并能保证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不妨抄上一抄。我当时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因为她毕竟还不是逢考必抄的。其实在现在的学校里我倒发现，只要答题有困难——这其实是一定的“只要”二字大是可以取消的——，那就是一定会抄的，而不论会不会被发现。关于试考的作弊，貌似每个学校都有着极度严厉的处罚规定，轻者记大过，重者而至于退学。然而同一场试考同一个学生的作弊可以被发现五六次，但被处分的，真可谓万中无一。于是知道，所谓学校纪律，所谓白纸黑字，在这年头都只等于空谈，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然而老天总是大垂青于叛逆者。试考过后，作弊者自然是通过了的，于是乎洋洋得意，见了“假作清高”而不抄者，那可真是一脸的鄙夷，说话用的器官都不同往常了，鼻孔里
出来的冷气会让人觉得自己的不作弊倒是犯了值得批判的大过错的。我自然可以嘲笑着他们的庸俗，但他们也正用着更大的鄙夷来嘲笑我的顽固。所谓成王败寇，既然已经在考场上一败涂地，本不再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别人的。这年头，本来只需要结果，只需要胜利的结果。至于这胜利如何得来，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宿舍里围着一圈人看电视，不时暴出
鲁的哄笑，暴出无聊的争执，暴出荒谬的评论。让我想起叔本华的话，仿似自己正看着一出喜剧里几个傻瓜的表演。我看着，只觉得离开自己好远。我知道自己其实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在与这世界绝缘了。生活在这里，我只觉得它的庸俗，至于它对我的感觉，是顽固，我无聊，还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庸俗，我体会不到，也不想去体会。那天和skies小姐闲谈，她问我，如果时间能够倒，我愿意回到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说，既然能够倒，那就回到我还没来到这世界以前吧。她诧异了，说我有轻生倾向。我告诉她并不，既然已经来到这世界上，我极度热爱自己的生命。但这世界，它太庸俗，太肮脏了。H君要回家了，拿着两个大箱子，要人去送他。我拒绝宿舍的吵闹，应承了。于是在太阳先生的大热情里挤上公共汽车，大汗淋漓地来到车站。他去买票。排了半天的队，他出来了。是三个小时之后的车。他的大箱子要搬上车并不太容易，于是就在车站里等车。时间还早，他让我出去闲逛。我懒得动，结果是他去了，我就坐在那里守着他的大箱子。车站里很吵闹。各
人等往来如梭。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俊的丑的。车站里某个电视台正在弄个募捐活动。一辆手推车上放着巨幅照片，是位很漂亮的19岁的女孩，据介绍说是患了双肺结核的。一台摄像机跟随着手推车缓缓地移动着。大厅里一遍遍地播放着韦唯那首古老的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这歌唱得固然是好的，但这世界要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怕实在是并不太容易的。有位胖胖的先生见车到了自己的身边，赶忙闭上眼睛会见周公先生去了。等车走过，会见结束，他便向身边的一女士说“募捐就募捐，干吗要在后面跟着台摄像机，这不是失去了募捐的本质意义的么？”我于是知道，他所以会那么凑巧地会见周公者，是为了这募捐意义上是有点问题的，倒是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的，以为他舍不得口袋里的那几张钞票云。想起多蓝小姐的一句话“我站在车站，看人来人往”还真是大有深意存焉的。终于送了H君的两只大箱子上了车。走出车站，在阳光下攒行，身后仍然飘扬着那首歌，听着韦唯的呼唤“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幸福之花处处开遍。”我很想找到某个办法告诉她，别在这里太理想化了，没看见那位先生的么？大热的天气里，我突然觉到有点冷，赶快跳上一辆车，去了。
2007年7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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