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冠草
　　　一

　大概还是在三年以前吧，深感于自己现当代文学知识的匮乏，选修课报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欣赏。其实那老师的所谓授课也不过是想办法消耗每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罢了，于个人则实在难有什么进益的，但居然还是去坚持听了下来。当讲解的是曹禺和郭沫若先生的同名剧《王昭君》。曹禺先生的大多数话剧我先前还是读过的，但对于郭沫若先生可就相当的无所知了。这原因一是我对于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本没有太浓的兴趣，二是当年读过《屈原》，很难接受郭沫若先生的行文风格。郭氏有“文学上的疯子”雅号，本不是全无来由的。而这“疯”也就促成了我和郭氏作品的缘断。

　然而那时候却终于决定要读上一读了。郭氏作品在现在的书市那是很难见到的了，于是到网上搜找。但几乎搜遍整个互联网，却照样连一部作品也未找到。这种现代书籍市场对于郭氏的冷遇据说也是大有其原因存在的。现代的女士先生们大都是大雅之人，多半是患了洁癖的，由于郭氏后半生的某些“行止”“有亏”大都是讳言之如避蛇蝎的。于是乎到了互联网时代，郭氏也就只好被历史遗忘；他的作品，也就只能跟随着作家本人的晦气而渐渐至于被历史沙汰。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反正那最后是竟而终于在友人那里得到了沫若先生的作品了，是话剧《南冠草》。第一次细细阅读了他的作品，深深感动于郭沫若先生的慷慨悲歌；就想，那样的极具鼓动意义的作品大概也只有郭沫若先生这样的“疯子”才能写得出来。1943年，正当抗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该剧在重庆上演时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也实在并非幸至的。

　郭沫若先生的《南冠草》，是一部描写明朝灭亡之后，以少年英雄夏完淳为代表的明朝衣冠士子们扬民族大义，抵抗入侵清军，最终被捕而杀身成仁的英雄史诗。而那个连清朝诗人沈德潜都深深铭佩而评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深深感动。在那后来还特意搜求到他的慷慨昂的诗文《南冠草》等来读。诗文中，这个少年英雄所表现出来的英武豪迈之气，悲壮凄凉之情，实堪得后人评价“高华沉郁两擅其长”读来让人心弦震，铭佩不已。

　二

　夏完淳，明朝末年华亭人。名端哥，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其父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其人好古博识，习书尚文，是晚明时期一位颇具名望的学者式文人。允彝完淳父子《明史》无传，仅有零星的介绍附于《陈子龙传》末尾。清人叶梦珠《阅世编•门祚一》中有些许的介绍云：“夏允彝彝仲为诸生时，即与陈卧子齐名，及同登进士，声气益广，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历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际，自缢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禀异资，读书过目成诵，八岁能文，一时咸以大器目之。及吴帅之叛，完淳为草檄文，词连逮捕杀之，年未二十，无嗣，或云遗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夏完淳受业之师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为晚明时期著名诗人。据《明史》记载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妙。”清人沈德潜以为：“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以为陈子龙以一人之力重震诗坛雄风，这评价可谓极高的了。大概就为了这原因，有清一朝，陈子龙被尊崇为“明诗殿军”、“晚明诗坛的终结者”民国诗人柳亚子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所谓“湘真”也就是陈子龙的诗词集《湘真阁存稿》了。可见对于陈子龙，便是这位柳亚子先生也是深深地仰慕的。

　夏完淳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神童”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能与长者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曾写诗赞道：“包身胆，过眼眉，谈义，五岁儿。”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集》。其时即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神童”大概不只夏完淳一人，直到现在总还有媒体鼓吹什么什么神童幼年出书多少多少云云，貌似颇像那么一回事的，但倘与这位夏完淳对照，实在是要让现代神童们无地自容的。

　明人杜登《社事始末》记载：“先君（即杜鳞征）与彝仲谋曰：‘我两人老困公事，不得一二时髦文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文会…凡得五人，同笔砚为快。卧子先生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人之数。”这里所说的“敦请文会”也就是明朝末年几社的成立。

　在中国封建社会，充斥着整个历史长河的，向来就少不了宦官干政。到了明代，更是阉竖横行，以致有“十万太监亡大明”之说。晚明年间，朝政更趋腐败，为与阉做斗，而有东林出现。自东林之后，文人结社之风大盛。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在吴江把南北各地知名文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结成新的“复社”1641年，精神领袖张溥去世，其弟子太仓吴梅村继之而为复社魁，此后复社渐趋衰落。夏允彝自开炉灶，成立了新的师生相传的“几社”诗文唱和，社友们互相以道德文章激励。而“成六人之数”则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皆时之名士。此时的夏完淳年仅十一二岁，却已和杜登等人模仿父辈的样子组建“西南得朋会”后更名求社“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出自杜登《社事始末》，可见几社与复社之间确是有着大的传承关系的。这也正是夏完淳一生文才气节之所禀。

　据史载，夏允彝每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孟子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人苏辙以为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认为作文为人必先养气，气盛而为人为文方能宽厚宏博；而善养气者自在阅历名山大川，交接天下豪杰，即所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游”这些阅历，加之当时的人文社会环境对于幼小的夏完淳的影响也就直接促成了这个十来岁的少年后来的英雄事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神童”不少，然而难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者，难有那样伟大的文学家出现者，我以为倒是现今的人们这“气”实在是没有养够的。这一点，现代将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而坐就想写出个什么什么世之杰作的神童们实在也是难以望夏完淳之项背的。

　三

　中国的文人实在是中国社会一个最为独特的群体；他们对于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的那种感情要严格地说起来那是绝对地很有点奇怪的。固然，文人中不乏蝇营狗苟无以谋权势私利者，但耿介之士却同样地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对于自己的最高主子皇帝先生或许敢于大不敬，对于国家本身也敢于不讳言甚而至于嘲骂，但一旦疆土崩溃国破家亡，皇帝先生在煤山之上一绳子吊死了以后，却又恨不能以死殉其主。鲁迅先生论红楼，以为焦大的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因此“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焦大当然不是什么文人的，但中国的文人大都是焦大，这大概是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其实中国文人的这种对于国家的感情也正是从屈原开始的。不论楚怀王和他的继任者怎样地将屈原从国家政体中开除，这并不能影响他对自己的国家的苦恋。“国破山河在”的道理文人尤其是诗人都懂得，但除了钱谦益吴梅村之，是没有多少人会往那里去想的。这也就能解释何以在中国的历史中会有着那样多的文人殉国者了。

　然而焦大的“要贾府好”得到的报酬是满嘴的马粪，屈原式的文人们也就只好被放被杀头或者被活不下去而自己杀掉自己的头了。倘若你不想有这样的三个选择，那你就去息隐你的山野林泉，悠哉游哉诗唱词去，等到煤山之上传来“大明皇帝上路”的悲凉余韵，再没了这皇帝来放你斩杀你或者迫你自己斩杀你，你再去为这个你曾经倾力嘲骂的皇帝报仇去。 　Ｍ.ＮkｏＵxＳ.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