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ˇ范教育四大类，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我的同事向我大致描述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即阐明了特定细菌会引起特定的疾病，他是以举世瞩目的开拓成绩，问心无愧地捧走了这个奖项的。

　“得到化学家的是拜耳，想来扬克你也听过这个名字…”

　看到这里，孙元起不觉微围笑：如果是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提到“德国拜耳”估计很多人想到的是全球制药巨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德国拜耳集团；可能只有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的，才会想起这是一位使世界变得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杰出化学家。需要注意的是，化学家拜耳（Baeyer）和拜耳公司（Bayer），除了都是德国的、中文译名一样，此外再也没有半钱关系。

　提到拜耳，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和徒子徒孙们，因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佳话：他的老师，就是在梦中发现了苯环结构的凯库勒，凯库勒的名字随着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而他的学生费雪，在190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比拜耳还早三年费雪的学生瓦尔堡，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瓦尔堡的学生克雷希斯，又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卢瑟福的信中写道“这位杰出的化学家，最先发现了靛青、天蓝、绯红三种现代基本染素的质与分子结构，而他研究和合成的各种有机染料与芳香剂，使世界上的妇女们能打扮得比以往更漂亮、更动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得到这个奖项，也是理所应当。只是他的成绩偏重于应用，若从长远角度来说，无疑你的理论更加重要

　“相对而言，今年的物理学奖就有些逊了，因为它的获得者是德国基尔大学的勒纳德，以表彰他在极线方面所作的工作。评奖委员会认为，勒纳在1898年发表的《关于极线的静电特》，率先认定极线由带负电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拥有这一发现的优先权。事实上呢？扬克你发表的《铀、钋、镭辐线的实验研究》、《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与猜想》，可是也在1898年。况且，你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详实，论断更加精准可靠。只要是聪明人，就绝对不会忽略这两篇来自远东的独立研究成果很显然，评奖委员会的眼睛被国家、种族和肤所蒙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让这个本该光彩四的奖项褪…”

　勒纳这个名字，孙元起听过，知道他是和汤姆孙、卢瑟福齐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更令他声名远扬的是，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做过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

　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孙元起对之付以一笑。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迈特纳、艾弗里、博内尔、吴健雄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连发动数场战争的奥观海却能获得和平奖，这个奖项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在自己心中早已是定论了。

　在给卢瑟福的回信中，孙元起解答了他和马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并随信附上了自己关于超导的论文，以表示自己尽管没能去美洲工作，依然没有闲着。此外，孙元起希望他在恰当的时候，能来经世大学工作。因为在模模糊糊的印象中，这位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会在这几年返回英国，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很显然，孙元起在向各国寄送《超导体与超导电》论文的时候，只是打算想给那些物理学家们添添堵，省得他们胡思想，却完全没料到这篇论文所带来的轰动效果。

　二十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可在应用过程中，大家就发现电力在传输时会有很大的损耗，即便采用超高输电也难以避免。看到这篇论文，科学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常温下的超导体，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在理论上甚至是零损耗而那些大财阀在实验室看到超导现象，也怦然心动，少不得多撒些银子给科学家，希望能早寻找到这种材料。

　不说别人，就说节后刚到经世大学的教主大人，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都心旌摇摇，不止一次对孙元起说道：“扬克，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电子计算机的间隙，可以顺便研究一下超导体的”

　孙元起知道教主大人对宏伟的免费电力事业还念念不忘，不过更知道研究超导体是一个无底，所以便再三再四地拒绝了他的不靠谱想法：“特斯拉先生，我觉得在研究出电子计算机之前，不适合一心二用”

　就这样，特斯拉一心扑在了电子学实验室，让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Ya 　M.NｋoUｘS.cOM